前段时间已经介绍过了曾经有改造很多国军战犯在功德林的故事。也简要介绍过现实情况和文艺作品是有差别的。这其中分期分批释放了很多曾经罪大恶极的、人民对立面的战犯们。再后来，曾经的华国锋同志认为还是有一些人确实罪大恶极，就说，像无期徒刑一样，把他们关到底算了，但是毛主席觉得我们要有政治自信。当时已经不像解放初期有很多敌特和匪帮需要斗争和镇压，这些人不可能掀起任何风浪，为了体现人道主义，对这个所谓罪孽深重、到最后也不愿意接受改造的一些人，不继续关押，也不处决谁，给他们路费，让他们来去自由。所以到最后1975年的时候，把最后一批人释放了。那么这些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去处，也是有一些打算的。
历史上的背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７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第七次特赦是1975 年３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有293名战犯获得了特赦，是这七次特赦中最多的一次。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洲国战犯及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3名。比较著名的是黄维和文强等人。这里面曾经有13名确实是不积极改造，态度也比较顽固的，就是刚才华国锋同志说不打算释放的，但是毛主席认为还是宽大为怀，以统战为主，所以都释放了。这里面也有一层意思，因为毛主席当时已经到暮年，他这样做也是希望让对岸能看到我们统战的好意。他的原话就是，“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释，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就像笔者上次说的那样，有一些人在我们组织上是知道他罪孽深重，比如有些人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和小萝卜头他们全家，这些直接负责的特务头子确实罪恶滔天。所以处决他们肯定是不冤的。可是普通群众不太了解这些人，就算处决完了，报道出来可能都起不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
所以在那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有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华国锋同志也向大家公开宣布说，获释的人员只要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照样欢迎。
这其中有大约10个人是态度坚决，铁了心一定要赴台的。也不光是功德林，还有比如说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的，有些极个别的人是态度真的顽固，也认为自己确实当年为光头政府卖命这么久，还像孤臣一样惦记着他们，意思是怎么也要追寻他的旧主。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属子女当时就跟随蒋政府赴台，所以也有点儿人质在那边的意思，既然年龄大了，也确实想跟他们团聚。
在1975年4月12日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体都已经很不好了，所以就交给其他同志任务，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这些被特赦的人员。另外在更早一些的3月下旬，关押过那些日伪战犯的，抚顺的战犯管理所的俱乐部也把剩下的战犯都特赦了，并且摆了酒席庆祝，宣布他们拥有了公民权。
组织上还按照当时的物价给他们准备好了每人100元的路费以及生活用品和其他地区的粮票，意思是南下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吃饭，那个时候是凭票供应的，他们可以用这个换饭吃。由于当时北京和台湾省是没有直接通行的交通路线，所以他们要转到香港去，所以从广州入境香港的时候，还又给了他们每人2000港元作为路费，按照当时的物价，也给了他们足够住旅店的钱，怕他们遇到困难，折返回来，还给他们准备了有半年时效的通行证。
当时的领导同志们是煞费苦心的。根据罗青长同志的回忆说，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总理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基本走不了路了，但是他也是一直惦记着台湾问题，并且一直惦记着我们，还有很多英烈牺牲在台湾。他和毛主席之间讨论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也是提出说认为要清理一下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以及曾经的美蒋特务。所以这其中有一些人就被单独提出来评审。按照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还有一些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家认为他们确实是态度顽固，拒不改造，确实对人民也有很大的罪行，所以有13个人不想放。但是像刚才说的那样，毛主席认为这些人释放了比不释放好，他提出了他刚才的观点，第一是已经时过境迁了，第二是这些人确实有罪行，但是在群众当中并不出名，就算把他们处决了或者关到死，也不会起到什么太大的教育作用了，但是放了他们的话，可以起到统战作用。
所以统战部的副部长童小鹏同志在全聚德烤鸭店的酒席上告诉这些人，又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且让他们放心说并不是让他们回去做卧底的，不会给他们半分所谓的那种任务，就只是放他们回去和亲人团聚，如果他们遇到困难了还想回来，仍然可以回来。按照一般的资料说，有10名被特赦的人员是铁了心要去台湾的，他们被批准了。这10个人是王秉钺（有的记录成为王炳樾）、陈士章、蔡省三（念反省的xing）、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邨、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
这些人带着领导的关怀和组织上的祝福，信心满满，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是在他们赴台之前，刚刚好就在这个时间段，蒋光头在1975年的4月5日病故了。所以当时岛内的政治气氛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些人带着曾经的势力，逃到两个烧饼那么大的地方，居然还在争权夺利。蒋经国怕自己的势力不够稳定，对此抱着非常谨慎和回避的态度。因为在这些天里面，新闻上放出来这些事情，国际上全看到了。所以舆论的压力就在他们身上了。
由于很多网上资料经常相互摘抄，所以他们并不一定准确。这里只参考官方正规出版物以及组织上的历史材料。
所以一般来说被记录的在第7次特赦当中，有10个人是一定要回去台湾的。可以说这10个人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那时蒋经国刚刚上台。采用了三不的政策。叫做不承认，不接受，不批准。也就是说，非常冷血。这点来说确实真是亲生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在上一次关于功德林的介绍当中笔者说过，蒋光头不批准杜聿明家大公子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人被俘虏了之后，他们有些的家属子女本来应该拿到一些抚恤费，或者某种补助，但是国军那边有的就是放出风来直接说某人已经死了，阵亡了什么的，因为败给我军，还想军法处置呢。意思是你还好意思收钱？
所以他们很多人的家属子女就处于一个生活很困窘的情况。因为在美国比较困难，开学了也交不上学费，最后这个学生居然想不开，上不成学就自尽了。所以后来杜聿明的心彻底冷了，因为他带病坚持工作，为国军打仗到处奔波，最后因为结核病完全站不起来，最终还是在功德林里，解放军同志想办法从香港买当时的链霉素来帮他治好的。按道理说，对待那样的人民对立面的罪人，有些人就会说赏他颗子弹算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当时是用尽千辛万苦找非常好的医生，更不用说在经济条件上是完全批准，因为这种药当时靠进口。所以就想办法转到香港去买，这不光是贵的问题，主要是稀缺。还有其他一些战犯也是这样被治好的。
他们最后这批人就算是没有把心改造到这边来，但是至少知道这边对他们是好吃好喝，从来不虐待，前面说了就是吃住条件，看病的条件都比照着我们这边同样级别的干部，甚至要更优越一些，想留在这边工作就安排工作，想去探亲的话临走还发路费。可以说，处处都是仁至义尽的。他们本来以为自己这么忠心，准备回去找老部队了，国府应该说欢迎才对。结果完全没有的。
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的张铁石，听说台湾省当局拒绝他们入境，这个时候心思就挺害怕的。这时台湾派来了一些特务，准备诱骗和分化这些人，张铁石就被骗了。于是离开了大家一起下榻的酒店，到了另外一个富都酒店，而且可能是长时间接触我们这里边比较单纯友善的环境，都已经忘了国府里边的社会多险恶了。特务把他的路费骗光了，而且在精神上对他实施了不少的压力，这就是一种比较下作的手法。并且他在台湾的家属受到特务的恐吓，不敢为他提出担保。他在6月初因为完全绝望，留下了遗书，说不要为难他的家属，他自寻短见与酒店方面没有关系，说的话非常凄惨，“三十年牢狱未改志，五十三日思乡竟断肠……”
很难想他是用怎样的心情写下遗书的。发现他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自缢了。
另有一位蔡省三，他在这一批人里算年轻的，曾经参与组建三青团，青年军，是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蒋经国混的。按道理讲小蒋是不应该抛弃这种人的，既然老部下这么久还惦记着，都找到门上来了。按照人之常情，应该给他安排一个安置的地方，其实这些人都步入晚年了，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只不过就是放他们回家和家属团圆。根据人之常情来说，就算一条狗跟着自己时间长了都有感情不能扔，但蒋经国对待自己的老部下就是大手一挥，我不要你了。讽刺的是，蒋经国当年听说是给蔡省三证婚的，而蔡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专门到王府井大街买了一副很精美的刺绣，准备送给老上司蒋经国，但是人家不要他了。
蔡由于去不了台湾，他就暂时滞留在了香港，后来一直住了下来。他会写作，后来就跟一些报纸合作开设了专栏，并且成为了自由的作家。因为这些人在香港待了将近两个月以后，手上的路费也吃光了，并且还有一名不幸身亡的，这些消息都是很灵通的。这边的组织上也不会说，“你看我们让你别去吧”，不会说幸灾乐祸的话，于是就继续联系上他们提供帮助。
政府协助蔡省三找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妻子曹云霞，协助其赴港团聚。到了1975年12月20日，身体情况已经垂危的周总理还在嘱托罗青长等人，关注蔡在香港发表的文章，他当时在批语上写了四个嘱托的托字。“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托，托，托，托。”体现了他对台工作的深远的格局。
另外有几个人呢，就是认清了台湾当局的冷酷面目之后，这些人确实心寒得不行。他们有些人是家属在海外。所以他们就想办法，通过这边的帮助以及海外亲属的担保，辗转前往美国。有些人主要是觉得好像再回来的话，这真是拉不下这个老脸了。所以去美国的话也好，因为那边有他们的家属。因为台湾省那边是死活不发他们的入台的许可，总之就是大门紧闭了。他们本来以为借着老蒋总统病故的，这个时候就算是去吊唁也应该能够赴台的，但是人家把大门关上了，而且说实在要去就以难民身份入台，并且要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反共的声明，这确实是让人很生气的。台湾派过来的特务也确实一直都在逼迫他们，一直在盘问他们有没有被洗脑，逼着他们写声明，或者是直接准备好一些材料让他们签字就行。
张铁石死后，剩下的这些人在香港继续伸长了脖子等，最后总共滞留了140多天，期间5次延长了在港滞留时间。剩下的陈士章（原第25军中将军长）、周养浩（原军统少将，杀害杨虎城等的凶手）、段克文（原第15军少将副军长，但是他的少将军衔来源很存疑，好像是通过一种手段给自己求来的）、还有王秉钺(曾经是51军的中将军长)，这几个人通过了海外亲戚的担保，费了很大劲终于去了美国。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王秉钺动情地谈到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生活。“我们的食住都得到了优待，共产党做到不杀不辱。我们虽是战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粮食和共产党干部一样。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共产党干部吃的比我们还少。我长期患胃病,在扣押时曾多次复发,每次都手肿脚肿,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曾有两次送北京及沈阳医院治疗。政府根据我们各人的情况批准回台湾,政府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务。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我怀念他们,我想尽早与他们相聚。”)
著名特务周养浩虽然在政治上可能没有被改造过去，但是至少他心里知道不能写这种歪曲事实的材料，他在美国出版了叫做《黑狱血泪》的书，是主要回忆军统的内幕事情的，成为研究军统历史在民国那段时间的重要史料。段克文就不太好，属于白眼狼那类型的，瞎写材料，一通乱咬。就是在那种冷战环境下，对方最愿意抹黑的东西给出思路，他就照着写。陈士章后来就基本没做什么，正常过他的晚年生活。
另外几个人王云沛（原国民党少将）、杨南邨（杨兰顿）、赵一雪、张海商属于在海外基本是无亲无故的，原先在国军内部可能也不太受重用的，一看像对着小蒋鞍前马后的那种人，都被人当破抹布给扔掉了，他们发现台湾拒绝接收，香港无法久留，国外又去不了，他们就决定再返回大陆生活。组织上展现出极大的宽容，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像文史专员这样的不太累的搞文化研究的工作，他们也可以参与社会建设，很有满足感。当时中央是得知这些人的困境，马上就联系他们说只要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欢迎回来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10个最后的铁了心要去台湾的特赦战犯，他们所谓的返台风波，可以看得出来。资产阶级买办的政府和人民政府对待人不一样。
台湾省的两蒋一脉相承，薄情寡义，丧失人心。这些人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努力卖命，他们被俘之后坐完牢都想回去效忠以前的领导，可是却被自己效忠了一生的政权，看作是间谍和被抛弃的棋子。所以他们内心的绝望和悲凉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上吊真的不奇怪。
而我们这方面释放他们给路费，被台方拒绝后，重新接纳养老，绝对是不计前嫌，这种做法，不仅展现了我们的政治自信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彻底戳破了台湾当局当时编造的各种谎言，让国际上看到我们的大国风范，也为后来的两岸和平和统战工作奠定了深远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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